在当下的婚姻生活中，一种奇特的现象愈发常见：万千惠将伴侣 “捧上天”，董璇把另一半当作弟弟般宠爱，现实里不少人更是把夫妻关系过成了 “母子关系”。这种关系模式的形成，绝非单纯的个人性格所致，而是深深植根于历史、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土壤之中。
传统婚姻的本质是经济与政治联盟，父权制是其核心支柱。在这一制度框架下，男性掌握着对外获取资源的主导权，女性只能依附男性生存。女性的价值被局限在生育与家务劳动上，唯有通过提供这些 “服务”，才能换取男性的经济庇护与生存保障，这就要求女性必须包容男性的一切，甚至压抑自身需求。而男性因承担了资源供给的角色，自然而然地将家庭视为休息的港湾，认为自己理应享受女性的服务，这种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固化。
然而，随着社会发展，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，成为资源提供者的一员，婚姻不再是女性生存的必需。现代婚姻观念强调平等，可父权制下的传统思维仍在影响着男性，他们依旧认为自己该享受家庭红利。如此一来，现代观念与古老制度产生严重错配。女性在婚姻中被迫身兼数职，既要扮演母亲、保姆般的服务者角色，承担家务与照料责任，又要作为伴侣提供情绪价值，这种双重压力成为婚姻矛盾的起点。可即便关系充满矛盾，许多人也不会轻易离婚，只能在忍耐中被生活磨平棱角，让 “母子式” 关系得以延续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种关系模式能持续，还在于它诡异地满足了各方的潜在需求。对女性而言，在存在性别天花板的社会中，公共领域给予女性的价值感途径相对狭窄，“被需要” 便成为可靠的价值感来源。像董璇在与张维伊的关系中，因对方一句 “姐姐的世界里有很多人，但我的世界里只有你” 而感到受用，正是因为这种 “被需要” 让她获得了安全感与权力感，即便需以自我牺牲为代价。社会为女性设定的 “关爱者” 脚本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将体贴、照顾他人乃至牺牲奉为女性的 “美德”，如同给枷锁镀金，让女性难以察觉其中的不公，甚至主动追求这种 “荣誉”。
对男性来说，无需付出对等努力，就能在家中享受 “伴侣” 与 “母亲” 的双重服务，既不影响在外追求成就以实现价值感，又能逃避家庭责任，自然乐享其成。从个体心理层面看，部分女性通过把丈夫当作 “儿子” 照顾，可回避自身恐惧，如过去的创伤经历、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，毕竟照顾他人比经营一段需暴露脆弱的平等亲密关系更容易。而男性也乐意将婚姻当作重返童年的通道，不用承担成人责任，不必暴露无能，只需做 “专注事业” 的大男孩。
婚姻中 “母子式” 关系的形成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要打破这种困境，不仅需要个体观念的觉醒，更需要社会层面不断推进性别平等，让婚姻真正回归平等、尊重的本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