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有消息称，美国商务部将在“未来几周内”提议禁止在自动驾驶和联网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件。
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（USTR）和美国商务部，大体上是职责有重叠、分工有差异的两个机构。7月30日，USTR宣布，原定于8月1日开始的对中国电动车加税100%措施，推迟两周。理由是“需要更多时间协调意见”。
今年3月，根据总统行政令，商务部可以禁止任何对美国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ICTS（信息技术与应用）交易采取措施。那时起，商务部就成立了相应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办公室（OICTS），开始整活。最好的靶子自然是中国产品和服务。这意味着商务部长雷蒙多已经被授权，可以直接采取行动，但是她没有这么做。
就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，中国直接对美出口的整车数量，无论相对中国出口还是美国进口总量，都可忽略不计。如果在美国街头看到少量中国电动车，也不用惊讶，这是未经厂商授权的“平行进口”行为，其购买方来自评测机构和不差钱的发烧友。
这两件事都表明，两个商务机构走的都是“审慎流程”，恐怕不是巧合，都和表面上管辖对象“几乎不存在”形成反差。
软件限制的特殊性
美国民主党政府在与中国产业脱钩、限制后者发展的问题上，已经形成固定套路：议员发出警告，议员质询政府，国务院和盟友及行业领袖举行会议讨论“安全风险”，商务部获得授权、拟定限制或制裁措施，总统签字施行。
从去年到今年，芯片、电动汽车、钢铝，到如今的汽车软件，无不如是。
至于中国的反应，驻华盛顿大使馆往往不会立即置评，如果是类似2018年那样重大战略对抗，双方政府机构还有宣传媒体，都会跟进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一般由外交部发言人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表态“美国泛化国家安全”、“敦促美国采取非歧视性贸易政策”。
这套戏码，观众已经产生厌倦感。
要说这次拟议实行的软件限制，有什么不一样，还真有两个点：